Song Dynasty 2

其次，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统治方
式几乎和现代没有多少区别：它是一个文人政治，政党政治，中央集权政治，农工商
贸并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
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
指挥与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
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
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其上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
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
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
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
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
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
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
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
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对中央的地方政
府）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
寅恪先生一段对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
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
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
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
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
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
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
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
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
象。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
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
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
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
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
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
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
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
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
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
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
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
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
果尾大不掉。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
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后往往
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
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
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任用胡人统帅兵马，等于将国防拱手让给异族，结
果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
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
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
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
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
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
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
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
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战马的主要来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显然无法
弥补它稍后的政治失败，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
（这句话可能使很多赞美大唐的人不爽）。过去，我们乡下有一句骂人的话叫“鬼
混唐朝”，过去我不太理解，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但因唐朝国策错误导致的这次大
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实际上，
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
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
一的主要障碍，也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明朝灭亡的间接因素。宋立
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
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
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
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
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
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
夫时代。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
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
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
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
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
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
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
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这是中国其它所有朝代所没有的，即使是
现代，也是难得一见的）。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
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
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
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
家事，由大臣来做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
（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
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
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
宋廷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
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
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
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
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不过后人每每诟病
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
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
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
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并不过分强调以农为本，宋代的商贸都十分发
达。有宋一代，由于边境问题一直不断，岁币一直是朝廷一项经常性支出。庞大的
军队和官僚系统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在国土面积较汉唐减少的情况
下，支出却大幅增加。增加国家的财源显得十分重要。显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
限，土地税赋过重不能养民，国家岁入过低又不能支撑政权。发展贸易，是朝廷增
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北宋的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地位显
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南宋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的发展带动商业繁荣，商业繁
荣又拉动手工业与规模工业的发展。宋朝时期，我国的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
十分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
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
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
因为工商需要先进的技术，所以在宋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
到广泛使用。北宋时期，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产量（美国学者郝若
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制造农具等方面的消耗
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这一产量是1640年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整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8世
纪铁产量大致在14－18万□之间，因此宋代中国的铁产量基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首都开封已经是一百多万人的大都市（这种规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
做饭烧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
进）。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业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已经
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逐步迈进。宋朝获得
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
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的“小自耕农”
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由于
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采用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
由政府出面设立交子务，随著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便利的
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倒闭。至
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年左右）。

随著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宋代，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
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数量的大量增加。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
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经商，
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尤其是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城市人口都超过
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其商业更是异常发达，据一些学者统
计，北宋开封已经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8000－9000家小商小贩。在城市周
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这种集市在岭南称为“墟市”，
北方称为“草市。”这些集市又被总称为坊场，它们遍布全国各地，形成星罗棋布
的交换网络，所有这些都表明，宋代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与此同时，宋代的海外贸
易也是空前繁荣，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资料记载，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
家达到50多个，因而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大。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
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梁录》记载，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
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
针应用于航海，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工业、商业、贸易的高度繁荣，
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与工艺，因此，宋代中国技术方面显著领先世界也就
不足为奇了。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成熟和开始于宋代，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
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今天，我们以不肖一顾的态度看待宋
代，不也谬乎？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的
国家政治中找到种种熟悉的影子。可以讲，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
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这也是欧美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宋代痴迷的根本原因，
老实说，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对宋代的人文成就了解得并不多，所以还不能完全
把握和理解宋代真正的情况。自元代以来至今，所有的朝代都异乎寻常地抵毁宋代，
宋代已经成为落后弱小的代名词。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欧亚没有经历蒙古人的浩劫，
宋代的贸易一直与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开放态度和对提高工业规模化的迫切追求，
当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时，我想，宋代会即时知道并了解工业革命及以后技术革命的
内容，其次，对那些能够极大提高生产产量的技术与设备，宋代人必定会很快引进
来，以当时人的聪明程度，即便不考虑创新和发展，学习、仿制当无问题。如果这
样，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这班车，中华文明就不会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可
惜！
再次，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
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类的战争主要有三个阶段：人类与野兽之间的战争，冷兵器作战时代，热兵器作
战时代。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先民们的主要敌人还不是人类之间的争斗（可能为了
争夺食物也会发生混战），而是和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搏斗，作为大型食肉动物的
捕捉对象，人类必须设法摆脱这一类动物的捕捉行为；同时，人类在捕获较大猎物
之后（特别是大型草食性动物），还要设法避开大型食肉动物的掠夺。火的发现和
使用，基本扭转了人与动物之间战争的不利局面，并加速了人类向更智慧方向进化
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结束实际上是另一阶段的开始，当绝大多数动物对部落不构成
威胁的时候，部落之间的相互威胁便产生了，从此，以冷兵器为战争工具的时代开
始了。人类的文明史，大多数时间是冷兵器作战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
利用枪炮等武器不紧密接触便可大规模杀伤敌人时，热兵器时代才来临。因此，工
业革命是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工业革命之后，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之间
的战争被称为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或者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大屠杀。几万欧洲
殖民者能够剥夺几百万十分骠悍的印第安战士的领土，并把他们的人口差不多干掉
一大半；几千名英国军队便击溃了骠悍的八旗军队，迫使大清帝国签下城下之约；
灿烂的印加文明不到几十年便毁灭于西班牙人的屠杀；这些历史足以说明，热兵器
时代下，装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在和冷兵器的文明进行作战时，基本占有战场的绝
对优势。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向英法联军冲锋时（按冷兵器
作战的战术对付枪炮，僧亲王没有死真是造化，毛同志发明的游击战术，在如今器
不如人时代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完全暴露在英法军队的炮火之军，那完全是一场
血腥屠杀，蒙古骑兵骁勇善战，但已经无法和现代装备的敌人争锋了，最后几乎是
全军覆没（三万多骑兵，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热兵器时代的先进文明之间的战争，
最后决定胜负的，不是战场的几个胜利，而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科技实力转
化为先进武器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协约国最终停战是因为
经济支撑不了战争，而不是战场的失利，这也为二战埋下伏笔。德国大多数人都对
凡尔赛和约不满，感觉自己不是战败国（战场上并没有失败），但受到战败国的严
重惩罚。最后就是二战，二战的结果也是决定于交战双方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明
显，盟国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协约国的实力，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
的常规军事力量较强，一般认为，美国军队如果和南斯拉夫军队进行常规的地面战，
可能双方都会有很大的损失，因此，南斯拉夫人希望美国人来地面和他们打，然而，
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不接触战争。南斯拉夫人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机会，
成天拿著枪对天空咬牙切齿，有多窝囊就有多窝囊。由此可知，在热兵器时代，技
术上、经济上的差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本人从来都不认为正义与否是决
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现在有些专家总是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挂在嘴边，无非是两
点：正义必胜和以弱胜强。这种观点十分危险，它会误导人们轻率地向一个不宜打
击的对手打出第一枪。朝鲜战争的实质是当时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双方势均力敌，
美国及盟国经济实力要超过对手，中朝方的优势在于战场紧靠战略大后方，战争物
资运输要比美国容易得多。至于装备水平，双方没有实质性差异（前期是存在差异），
正因为双方互有优势，双方都无法获胜，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战争起点处停战。越南
战争是一对三的战争，世界上面积第一和第三大国加一个小国联手对付一个面积第
四但经济实力是头号的大国。战线就在中国附近，后勤供应方面美国要比越南困难
得多，美国最终被迫撤军，实在因为耗不起，而不是战场上吃了败仗。我们的专家
总是讲朝鲜和越南打败了美国，但却很少提及站在它们身后的另外两个巨人，作为
政治宣传，倒没有什么，如作为军事理论，可能是危险的）如果遵循这一法则，世
界就不会有侵略，非洲就不会暴发部族之间的屠杀，以色列早该被巴基斯坦赶出被
占领土。然而，在冷兵器时代，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似乎与胜败没有直接关系。战争
的结果与文明的先进似乎关系不大，相反，往往都是野蛮民族战胜先进民族。在工
业革命之前人类文明史上的主轴上，基本上都是落后文明最终征服了先进文明。虽
然先进文明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支配周边的落后文明，如罗马帝国曾经将高卢人
收为奴隶。但是，罗马帝国最终还是亡于日耳曼人之手。古希□是现代西方文明的
摇篮，在古希□文明辉煌的年代里，罗马人基本还处于蒙昧的状态。然而，正是罗
马人，最终将古希□各城邦国家一一攻破。当那个罗马士兵杀死阿基米德时，他可
能还不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古希□最杰出的科学家。波斯
人征服埃及、罗马人征服古希□、日耳曼人征服古罗马人、蒙古人征服中国人，为
什么这些先进文明反而被比它们更落后的文明所征服？这些野蛮民族在征服先进文
明的时候，自身文化仍然很落后，它们都是在征服先进文明之后，从被征服者那里
学习更多的文明成果。古罗马人认为自己是古希□文明的继承者，日耳曼人认为自
己是古罗马文明的继承人。这在现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如果在技术和经济上
不比对手占有优势，想战胜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人们基于现代战争游戏
规则的认识，现代很多国人，包括历史学家都对发生在宋元时期的历史十分不解，并
且深感屈辱。人们在屈辱之余，便不假思索地将失国的历史责任统统推给当时的统
治者或统治集团。推给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加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让野蛮民族整体性占领并实施残暴统治的朝代，宋以后的人们便不假思索地让宋朝
完全背负中华文明衰落的全部责任。即使明朝最后为女真人所替代，现在的许多历
史学家仍然将责任部分推给宋朝。这实际是一种偏见，亦或是对历史的无知。我们
只要稍为冷静一点，仔细地去考察一下二十四史，或许就会对宋代宽容一些。纵观
中国历史，由北方的势力战胜南方势力最终获取政权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它
基本是中国政治演变的主轴。当商部落成为中原的主宰者时，当时的周部落正位于
现在的陕西偏远的一块地方，和夷狄等蛮族为邻，然而，正是这个部落最终取代商
部落成为中国的主宰。当中原的齐、鲁、晋、郑等国在忙于相互争夺之时，就在当
年周部落兴盛的附近出现了秦部落，它也处于中国西北的边远地区，与夷狄相邻，地
理环境、生态环境似乎和中原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然而，历史却选择秦国统
一华夏。以后的许多历史似乎反复证明，一旦北方与南方对峙之时，最终获得胜利
的都是北方，楚汉相争，最后是北方的汉战胜南方的楚；三国时代，北方的晋，最
终消灭了南方的吴与蜀；南北朝之所以结束，是因为北方的隋最终消灭了南方的陈
而统一；五代末，北方的宋消灭了南唐、吴越、巴蜀而统一；北宋末期，北方的金
消灭了南方的宋；南宋末期，北方的元消灭了南方的宋；唯一的例外是明朝，南方
的明打败了北方的元而定都南京，但好景不长，到了第二代，又是北方的成祖打败
了南方的建文帝；最后，北方的清国消灭了南方的诸明小王朝；洪秀全跑到南京定
都，最终又为北方战胜南方增加了一个例子，就是当今国共内战，共产党被赶出南
方根据地之后，三万疲惫之师到了北方竟然起死回生，逐步壮大，最后横扫中原，占
领南京，统一中国。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宿命，还是暗合了其它的政治规律。如果历
史只有宋朝是这样的结局，我们可以有理由断言宋朝当局要为失败负上全部责任，如
果历史一直在轮回，我们是否有必要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冷
兵器战争贯彻始终的历史，考察冷兵器战争的特性，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需要通过士兵肉搏来决定战役的胜负，士兵的战斗意志、体能、
兵器、战术、战略在战斗中是胜负的关键。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实力往往以战车的
数量来表示，所谓万剩之国就是大国，千剩之国是中等国家，再次就是小国。这种
以兵车为基本战斗元素的军队在战斗中显得不够机动，面对胡人骑兵的冲击往往只
有挨打的份。因此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使骑兵成为中国的基本战斗组织，从而
基本扭转了传统兵车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赵军的战斗力，也使赵国成为一时的强
国。从此，骑兵在中国军事上一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南方的汉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蒙古的铁骑和满清的铁骑更让他们惊心的了。中国最良种的马是蒙古马，
最好的养马区域是河套地区及河西走廊，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宜农宜牧，
素有北方小江南之称。因此，河套地区不仅是养马之地，更是最重要的战略走廊和
屯兵之所。据有此地，不仅可以解决宋国的战马问题，而且进可以控制大漠，退可
以屯田自守。然而，自唐末以后，党项人控制该地（祸由唐的制度错误，自太宗之
后，唐的守边军队渐渐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军队替唐中央政府作战----雇佣
军终酿大祸，安史之乱即出于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政府之误，党项人因征战
有功，被唐政府派去治理河西走廊，从此，该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渐经营，实
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到了元昊时期，已经成为宋的主要外患（当时的
辽国实际上怂恿元昊对抗宋国，自己居中调停，坐收渔翁之利）。宋军几次用兵，
即使是能臣范仲淹亲自经营，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只得以和谈而告终。失去对河
套地区的控制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优势，辽与夏控制马市，和现在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控制尖端科技一样，目的就是使宋军在野战中难以形成战略机动
和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奔袭能力。然而，宋军要想战胜辽、夏、金，夺取河套地区和
幽云十六州故地，必然要深入敌国境内作战。根据辽、夏和金的地形、地貌来看，
宋军深入敌境后，必然和敌方在旷野中进行决战，但这种战役有利于骑兵长途奔袭
而不利于步兵行军与作战，尤其在华北平原上，小股骑兵发起冲锋进行不断袭扰后，
待宋军的箭头消耗差不多时候进行决战，大部骑兵对宋军发起冲锋，在没有有效兵
器阻止的情况下（在现代战争中，为防止敌军骑兵冲锋，在枪炮的有效射程内必须
尽早开火，一定要先期运用火力压制住骑兵的冲锋，否则，一旦骑兵突破火力，对
于阵地上的步兵，就意味著一场屠杀，稍有战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缺乏
机动，当时又没有火器压制（关键是远程火器）的宋军，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就可想
而知。同时，一旦宋军长驱直入敌境，敌方的轻骑兵对宋军的后勤供给进行不断的
袭扰，也会对宋造成重大的困难。因此，没有足够骑兵的宋军如在辽、夏、金的腹
地作战（如同现代战争中没有制空权一样，地面部队往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无胜算的可能，甚至可以说是自杀。宋的几场对外战
争失败均突显了宋军装备上的这种劣势和辽、夏、金在战略与战术上有效的利用敌
方劣势。几场战争的过程基本上相似，先是宋军没有遭遇多大的抵抗就长驱直入敌
国境内（诱敌深入，），一旦宋军进入平原开阔地带，北方军队便即时切断宋军退
路和补给线，并运用骑兵运动优势，将宋军切成几段而各个击破。由于宋军机动性
不够，无法寻找敌军主力进行决战，使宋军的一些技术兵器难以发挥作用，最后只
好被动挨打，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必须立即撤军，宋军往往在撤退时又首尾难顾，
以至酿成溃败（宋太宗亲征契丹时，先是长驱直入，结果是全军覆没，自己靠化装
才得以幸免）。北方军队优势在其机动性，聚则呼啸而至，散则倏忽而去，寻其决
战而不得其门，不期而至则防不胜防，讨之难得要领，置之则边患丛生。几次北伐，
均以惨败告终，丧师失地，兵败求和，最终只有纳贡的份儿。现在，人们多以人事
之由苛责宋代君臣，是否有失偏颇？老实说，除了马匹之外，北方人要比南方人更
具有进攻性，即使在今天，南方人的个性还是比北方人更柔弱，而北方人比南方人
更强悍，以淮河为界，南北两地人的性格可谓是泾渭分明。如果没有热兵器，我想，
光靠挥舞大刀，估计南方人仍然不是北方人的对手，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还是遵循
这个规律。

那么，为什么北方民族会如此强悍呢？首先，北方的生存环境要大大恶劣于南方，
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生活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生存的压力迫使居民在进行掠夺的
同时，时刻提防被他人所掠夺，他们必须先将自己武装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才有能力去掠夺，同时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同样陷入困境的邻居所掠
夺。因此，北方居民的军事意识和军事组织能力都比南方人要高得多。其次，北方
人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早在汉朝末期，北方已经是汉胡杂居，到了南北朝之后，
这种情况更普遍，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渗透更彻底，甚至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胡
人、谁是汉人。然而，即使经过几代的汉化，许多胡人（主要是东胡人，如鲜卑人）
虽然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字已经和中原汉族没有区别，但是他们祖先的诸多民族特性
还是保留下来，如强悍的风格、好斗的个性等等，这种性格反过来也影响了与他们
混居的其它汉族居民。使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好斗（今天还是这样，两个上海男
人吵得鼻子碰鼻子，都不会动手，这在北方是不可想象的，本人无意撕裂族群，只
讲事实）。再次，漠北区域是中国少数民族衍生的主要地区，一拨又一拨的蛮族从
漠北向中原迁徙，使北方的原居民不得不遭受比他们更野蛮的部落的不断袭扰，在
这些蛮族人面前，北方人必须表现得更勇敢和更具震撼力才能让蛮族知难而退。环
境造就了北方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影响了北方人的文化。强悍和好战就是北方人的
特征，可惜，大多数居在南方的宋国人并不具备这一特性，这使宋国在战场心理上
就输了一筹。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面对面的搏斗，残忍而血腥，不象现在远距离作
战，按一下按钮，导弹就飞出去，死多少人，不会亲眼目睹，即使文弱的书生也可
以胜任杀人的角色，但面对面地杀人，除了需要力气之外，更需要勇气。而这一点，
恰好北方人胜过南方人。

在冷兵器时代，战役基本由冷兵器完成。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往往战役的结果
也不会出人意料，要想制造战争奇迹，必须寻找冷兵器以外的其它战争手段。三国
时代给了我们很好的几个案例来说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盘蛇谷之
战皆以奇制胜。四战皆用火攻，虽然不是热兵器时代，但却巧妙运用火的威力，取
得大胜。然而细想一下，四战之中，还各有差别：官渡之战是火烧袁军的粮仓，动
摇袁军军心，在袁军撤退之际，各个击破。赤壁之战是由于曹军部属多为北方人，
不习水战且晕船，曹操使用铁索连船，本以为可以解决北方军队的晕船问题，没想
到遭到东吴人的算计，被付之一炬。彝陵之战，是因为刘备连营百里（三国演义里
有一段专门讲这个问题：刘备统帅大军，依山连营几百里，部署图传到成都总部，
孔明大惊；传到魏国，曹丕大喜。为什么？这两位均从图上看到刘备必败无疑），
最后被陆逊多处放火，烧得干净。盘蛇谷之战，蛮兵的藤甲虽然刀箭不入，但却有
一点不好，此物采用当地特有藤条，浸于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
余遍，才造成铠甲，虽不畏刀枪，但却怕火。孔明一把火，将三万人烧得干净。火
攻应是古代战争中威力最大的，且容易寻找战机的一种非冷兵器战术，但要达成战
略与战术目的，火的使用，必须有不易转移与疏散的地形、地貌，易于燃烧的但却
有重大军事价值的物事。然而，在宋辽战场、宋夏战场和宋金战场上，如果宋国作
为进攻的一方，进入敌国境内之后，却不易寻找与制造这样的战机，反过来，由于
宋国部队驻地比较集中，物资很多（北方贫困，不可能就地取军需物资），反而容
易被敌方寻找火攻的战机。除了火攻之外，还有水攻，但北方多是旱地，平原地带，
没有形成水攻的自然地埋，因而也不方便运用此法（倒是金国的兀术差点命丧黄天
荡，北方军队进入南方，反而需要顾虑水攻之法）。宋军在敌方境内的战场上无法
运用奇兵，实际上就意味著宋军无法通过运用其它战术与策略来弥补它装备上的不
足，而这种不足恰恰又是战略性的。那么，它统一北方的愿望难以实现也就是历史
与现实注定的了。

宋代经济科技实力都大大超过辽、金、元。据此就断定宋朝可以打败辽、金、元，
这是现代战争的战争思维方式。宋代的悲剧在于它还没有进入热兵器作战时代，虽
然它的经济与技术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国家，虽然它发明了火药（这可是热兵器
最基本的物质），但它还没有来得及制造威力巨大的火器。它没有亦或还没有找对
方法将其技术与经济上的优势变成军事上的优势。令人感叹的是，它离这一点确实
不远了，或许只有一步之遥。对于中华文明来讲，宋代可以说是能够成功保持中华
文明优势但又能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并与之共同发展的最可能的朝代。与其它主流朝
代重本抑末的国策不同的是（本即农业、末即工商，汉、唐、明、清均以此为国策），
重文、重商、重贸却是宋朝的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异类，也恰恰是宋最为
后人诟病的原因。然而，这些特点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宋代如同一个早熟
的胎儿，它来得不是时候，在它快要临盆的时候，却由于外力的摧残，胎死腹中。
可惜！可惜！可能有人会讲，假如宋代的欧洲，科技文化都比中国发达，你怎么知
道宋代人会很好地将外国的东西学会并在国内推行。我无法回答这一假设，但后面
的历史或许能作一个旁证。大清国的末年，中华文明已经势微很久了，特别是与欧
美差距已经很大。然而，在大清国及以后的民国派出的留学生中（有些学生甚至连
完整的中小学都未学通），却出了许多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出了许多
学贯中西、大师级的学者。这些学人的经验表明，能否在学术上赶上同时代的欧美
人，之前的基础不是决定性的，个人的天资和其后的努力才是决定性的。即使是那
些被八股文读昏了脑子的孩子，只要天资好，肯用功，同样能跟上当时时代的步伐。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术届的顶级人物，都来自于五四前后的那个时
代。之前，我们闭关自守，是井底之蛙；之后，先是知识遭贱，后是文人自贱，进
而是文人自残，在容闳派出留学幼童一百年后，本来应是大师辈出的时代，现在却
是大师头衔辈出，但大师却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我们现在拥有的仅仅是几个早
已逝去的大师的牌位而已。在旧时代，虽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但文人还是一个
受人尊敬的阶层，他们和统治阶层的关系千丝万缕，至少，统治者对文人还存在表
面上尊重，对文人的生活（至少对顶尖文人）还有一定的礼遇（那时的一个教授是
不会为家计而操心的）。作为一个文人，还有诸多自由，包括择业的自由和出国的
自由，也还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要不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然而，现代，特别是
反右之后，不要说文人人格上没有尊严，连人身的自由都没有保障。在这样的环境
下，文人彻底堕落了。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政治哲学不再是中华传统的政治哲
学，不再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王道与仁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
专政，这种哲学源于欧洲，但目前即使在欧洲，也是一种新的，非主流的哲学。这
是一种斗争的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和中庸），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
相当大的排它性。如果说元朝是中华文明衰落的开始，那么，当今的中国，中华文
明的传统基本上已经断裂。文革发生后，使文人深藏在记忆里的最后一点传统也给
政治大潮冲洗干净。我们现在除了使用经过改造后的汉字外，还有多少中国传统的
东西？当今中国，最大的失败是整个教育的失败，最大的堕落是文人价值观的堕落。
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问题就在于此。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独特的发现，就没
有创新和发展。然而，在宋代，对文人的管理是宽松的，文人与统治者之间关系不
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友善的。正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才使宋代的人文成绩达到
中国文化的顶峰，以五四时代知识精英的成长及他们以后产生的成就看，我敢断言，
如果宋代面对我们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绩绝对要比现在
取得的要高。宋代是一个贸易发达的社会，它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外部物质文明的交
流使它获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和速度必然要优于闭关锁国的明清两朝；宋代是中国古
代工商最发达的社会，工商业者对利益的追求，容易推动先进文明的进入和先进技
术与设备的引进。这一点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与商业发达得到验证；宋代
一立国就不得不开始进行外交活动，虽然当时也有华夷之分，但已经不再以老大高
居，这种情势比较有利于对外交流与合作，也比较容易开展双方平等互利的外交关
系，这种关系可以避免传统中国的那种只讲礼仪而不注重实质与利益的往来（传统
上中国皇帝往往乐意听人喊一声爷就开心和满足）。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设，我们只能对历史发出沉重的叹息。当今东风势微，西
风渐盛，长此以往，今天的埃及、希□、伊拉克、伊朗等国的现实，就是我们明天
应该面对现实。以后，当我们提到中华文明时，人们把它当成历史，当成曾经居住
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的历史。而我们的后代会完全生活在欧洲文明之中，习惯、文
化传统、语言等等。这一切，就不是冷兵器下的文明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