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 Dynasty

重新认识宋朝历史 - 1

首先，我要替宋朝翻案。宋朝并不是我们大家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恰恰相反，那
是一个应当令人回想的时代。论证我的观点并不难，我们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

第一，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
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
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
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
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
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
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
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
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
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
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历史不是建立在假设之上，
后人只有嗟叹的份儿）。

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
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
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
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
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
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
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侵略高丽。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
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可以讲，秦隋的灭亡正是过度使用武力征服的结果）。

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
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
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
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国家
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
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
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
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
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
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
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
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
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
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
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
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
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
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顺便说一句，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
（上帝之鞭）。需要指出的是，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
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
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
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
等气势！隋文帝曾派大将高？、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
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
（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因此，在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
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专家注意！
但恰恰是宋未能建立南北大帝国的关键问题之一，但或许是宋最终成功避免短命王
朝的关键之一。

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
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
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
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
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
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
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
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
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
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
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
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
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
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
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
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当宋立国之时，辽
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
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
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
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
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
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
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
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
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
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
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
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
地资源的争夺。

第二，
为什么北方民族要不断地向南方迁移？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汉
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
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
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
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
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多少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因气候和人类生活造成
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北部及中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广大游
牧民族生存空间大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这一现象到了宋
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迁徙是一种选择，改变生活方式也是
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
以而为之。这两种选择对于刚成立的大宋帝国可不是什么好事。自隋唐以后，中国
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
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
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
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
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和建立以农业文明为
基本的民族国家。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
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具体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
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
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
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
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
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
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
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
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
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种迁徙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可
以设想一下，一个有教养的富人不幸和莽汉为邻，在争斗时只有老拳相向的时代，实
际上可选择的方式并不多。宋朝所处环境就是这样。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
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
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
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
其更野蛮的蒙古人。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
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站在
世界史的角度，两宋的灭亡，只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先进文明往往占据了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域，而蛮族则没有
这样幸运，他们的生存空间恶化是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大抵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
与军事动员接近，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
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
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
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这一点，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
首都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车）。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
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在这种情况看，发生在宋朝
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
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第三，
为什么我不推崇明代？单纯从统治的疆域上，明代是远远超过宋代，但作为一个历
史，并不单纯以疆域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标准。为什么？中国春秋
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时代，都被认为是东西方历史的最重要时代。因为东西方
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学等源头都来自于这一时期。在研究西方史时，第二个重要
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
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
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然而，宋代文化随著宋的灭亡而灭亡。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
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明朝的皇帝是这样昏庸，
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统治二百多年，而且治理的疆域比宋代大得多？其实这个问
题的答案很简单。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
笔遗产。蒙古人在横扫天下过程中，完全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这
种高压、野蛮的政策同样也激起各民族、各国家的强烈反抗。反抗的强烈反过来又
激起蒙古人更残酷的镇压。由于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
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著令人触目惊心
的记录。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
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
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
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
队踩成肉饼）。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
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本来，自唐宋以来，在中国北方生活相当多的规模不等的少
数民族，他们有的建立了国家，有的还处于游牧状态，经过蒙古人的征战之后，这
些民族大多不见了。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
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在明代
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关
系的一个重要例证（也是一个昏君加太监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蒙古是一个人
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正因为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至
十四世界统治了欧亚大陆大片地区，造成了蒙古人的势力过于分散，同时，为了争
夺汗位，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相互倾扎。这种状况极大地削弱了蒙古人在
欧亚大陆各地的统治地位。力量过于分散，后期蒙古统治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蒙
古人渐渐地失去了支配世界和庞大帝国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几十万人
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
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
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我们不要过分地美化朱元璋推
翻元朝的业绩，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运动。
印度、俄罗斯、阿拉伯、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也都在那个时期的前后恢复了民族政权。
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这也
是明朝比较容易地在驱逐蒙古人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国家的边防问题的根本原因。
同时，经历了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和暴政后，本民族恢复了治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可以算是如沐春风。一般而言，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已经心满意足。明代
绝大多数皇帝的无为和无能，对于普通百姓未必是坏事，有些时候，一个皇帝过于
有为，反倒会把百姓整得很惨。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
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
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
反。但是，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天
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
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
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
常。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
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崇祯皇帝为其主
办过国葬）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在南明诸帝中，
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
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
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
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
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
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
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蒙古人这一喜好，刺激了戏曲的消费市场，
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毕竟一批失业的书生，终于找到养家糊口的营生。
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坊间，极大地提高元曲的艺术
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讲，这只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
意外收获，但绝不是他们有意经营的结果。据说伯颜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听戏并达到
痴迷的程度。）毕竟蒙古人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
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
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
肇因于明初两位皇帝的残暴，又是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施仁政。这也是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公开不宣布实行仁政的皇帝（汉宣帝为第一人），他还试图把孟
子从孔子之旁拉下来，最后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对下，达成了删改孟子的协议，结
果被删了八十多条。最终酿成了中国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专制王朝。朱元璋这个农民
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
的开拓者。诛杀文臣领袖宋廉，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编修官高启（截为八段）；
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方孝孺并灭其十族，连其主要谋士姚广孝都叹从此绝了读书
人的种子（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
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于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
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
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
夫的骨气给打没了。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
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
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到了明末，大学士成了九千岁的干儿子。全国各地大建阉
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岳庙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斯文至此，
夫复何言！文人的堕落，就是亡国。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
监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李香君；文人领袖钱谦益
与名*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一个朝代，留给后代记忆里的爱国者
竟是两个*女，实在耐人寻味。文人无骨，就是国家没有脊梁。政治高压的结果，就
是文化的沉沦。文人或沉没在官方的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或故作清高、风流。所
谓风流才子，多出在明朝。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
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
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
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
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
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
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
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
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
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
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
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
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
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
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
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
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
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
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
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
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
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
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
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
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
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
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
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
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
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
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
是非常宽松的。

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
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
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
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
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
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
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
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
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
所用的话本，等等。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
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
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
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是学术与文献价
值极高的专著）；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
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等兵器的革命。
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
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
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
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
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
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
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
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
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
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
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
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
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

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
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
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廷之
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
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艺术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
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
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
前绝后。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著内心的
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青睐。细密的冰片，
隐约间闪烁著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
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
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
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
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著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
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
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
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
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
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术研
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
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
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
抱有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
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
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
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
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
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
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
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
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
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
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
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才获得对南宋军事上的最后胜利。南宋的灭亡，才是
蒙古征服者征服道路的终点，但也是其衰落的起点。站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角
度上，蒙古人的征服没有多少积极起义，它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西
方历史学家一直把蒙古的征服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同。除蒙古人之外，没有多少
外国人对成吉思汗歌功颂德，甚至抱有好感。然而，曾经是蒙古人奴隶的中国人，
它的后代中还有不少人对其感激不尽，对其称赞不已，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把蒙古
人当作自己民族的一分子，蒙元取代宋朝，只是领导角色换了，不值得大惊小怪；
如果把蒙古人当成异族，我们又何必在美化与称赞蒙古及蒙古人呢？有些历史学者
成天都在寻找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哪些贡献。似乎他们的祖先成为
蒙古人的奴隶是一件光荣的事。

宋以后的朝代，总是把蒙古人的统治归罪于宋朝。因此，他们一直对宋朝的文化、
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进行批判，并把宋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朝的理学和宋朝的儒生及
文人政治。我不排除宋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腐败和末代皇帝的无能，但宋
亡于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我则不赞同。中国文化自宋以后逐步保守、封闭、
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后各代统治者摒弃了宋代文化中自由、开放、包容的优势，
最终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当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取得进
步，反而在宋的成就前全面退步了。最终，中华文明在和西方文明的生死大比拼中，
全面的落伍。可以这样讲，明清朝代所摒弃宋代文明的一些个性，实际上正是我们
要赶上西方文明的主要方法。我们抛弃的是宋文化的精华，这两个朝代坚持的恰恰
是中华文明的糟粕。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家仍然在坚持十分荒谬的
成见，既不从唯物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宋代及宋代衰落和灭亡的真正原因，
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成见而研究，为了解释而解释，为了证明而证明。

第四，为什么不能一味地美化满清？现在国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满清热。连主流媒
体也在凑热闹。史家甚至将康乾盛世和文景、贞观之治并称中国历史三大盛世。有
些学者甚至将康乾盛世列为第一！我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标准。据本人的理解，所
谓盛世，是文治武功皆优于其它时期而出类拔萃。以此而论，康乾盛世不能列为第
一，能否排在第三，尚有疑问。为什么？中华文明自秦汉以降，一直至宋均为世界
先进。即使到了明朝，与欧洲相比，也是互有长短，总体上先进。只是到了康熙朝
以后，才整体上落后于欧洲。十七世纪，是工业革命的前夕。欧洲的科学技术与文
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的红衣大将军之下（明军购自
葡萄牙的火炮），清军及清朝皇帝应该知道这洋枪洋炮的利害。西洋人的历法当时
也比中国的传统历法要准确，利玛？（明朝请来的）及后来的汤若望都长期在宫廷
供奉。据有关挺康派声称，康熙对数学、天文、英语等无所不精。如果对西方文化，
尤其对西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秀才举子，他们因对西方的无知而对西方妄自菲薄，
或可理解。照理，以康熙这样天纵英明之人，又对西方的文明知之颇深，应该发现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即使互有长短，也要取长补短。如果在康熙时代
开始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学习，东西方的文化差距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至少没有现
在这么大的差距，毕竟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责任做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事。可惜，康熙晚年驱逐传教士，他的儿子雍正式闭关锁国，采取严格的行政措施
将中国与世界隔离起来。当俄国的彼得大帝采取野蛮手段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
业时代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却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
开始自闭、自恋，进而自宫，从此没落，直到今日，我们还不能清晰地看到何时有
中华文明复兴的一天。如果明朝对西方心存藐视，还可以认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优势
还没有尽显出来，情有可原。清朝自己关上大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则是难辞
其咎。中华文明的优势断送在康乾盛世之中，这种历史责任使这种盛世的质量打了
很大的折扣。有些人会讲，你怎么老是讲文化，怎么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的版图发展
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没落，是一切没落的开始，也是一切没落的根
源。如果要讲版图，那盛世第一应该非元世祖莫属。摊子再大，守不住，有什么用。
晚清时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仍
然是脑后有一根猪尾巴。

自康熙时代始，屡兴文字狱，严重打打击汉族文人的创造性与文化个性，使明末清
初一度活跃的文化反思运动完全冷却。实际上，清朝最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
由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等明朝遗老在遭遇国破家亡之际，探讨故国覆
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然而，
这些孤臣遗老之后，清朝再没有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文人的思想，行动均受
到极大地制约，文人为了避祸，回避现实，使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
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产生不是文化繁荣的象征，恰恰是文化堕落和衰败的征兆。从
此整个文化迅速地、全面地庸俗化。明朝使文人无骨，清朝使文人既无胆又无骨。
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没有了，中华人文那种特有
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盲从和奴性。这种奴性，直到仍然束缚了
大多数中国文人的思想与性格。

第五，我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政治生态的朝代；
宋朝是我国文化巅峰的时代；宋朝的外交现状与外交政策对今天的政府及民众有著
借鉴的意义。

首先，我不赞成现在很多人言必称汉唐，或者大清、大明。更不赞成要恢复大汉或
大唐。客观地讲，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不强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个大的弱国。今
天，我们会自然地将中国纳入整个国际来考量，为什么我们不将宋朝也纳入它那个
时代的国际环境来考量呢？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时，中国的边境上已经存在
几个实力比我们强的国家：日本、苏联和美国，还有一个实力稍弱但也不容忽视的
印度。这和宋朝立国时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吗？维持边界安宁，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
设是当务之急的事。以夷制夷，利用其它国家的相互矛盾牵制、制约主要敌对国家，
无论在宋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恢复汉唐，现在还言之过早，
甚至不可能。我们有能力击败美国吗？有能力征服日本吗？有能力扫平俄罗斯吗？
有能力让印度向我们俯首贴耳吗？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我们连统一一个小小的台湾，
还要仰美国人的鼻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年的强汉盛唐的周边可
没有这样的邻居。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将邻国当成
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只有宋朝例外，我们完全从研究宋史中得到启发，又从
现实中更好地认识宋代及宋代统治者。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
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
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假若我们身处五代乱世，战乱频起，生
灵涂炭，政局不稳，人人自危，或可以设身处地，了解和理解宋代政治精英的治国
方略。须知身逢乱世，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不是东征西讨，建万世功，立千秋业
（始皇始终未明，以至亡国），而是内修政治，外攘夷狄。史家认为“五季乱极，
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相甚绝哉！”他所
以能立国，根本原因和五代宗庙更替同出一辙。宋朝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关键在于
他这个创始者怎么处理身前身后事。实际上，五代各国的开国之君可能都在寻求这
一问题的答案。所幸的是，太祖采取了以文立国，以武攘夷的国策。并通过“杯酒
释兵权”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开国功臣的兵权，虽然这可能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
量，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开元以来武人乱国的祸源。后世史家往往对此持批评态
度，特别是靖康事变之后。平心而论，作为开国之君，享国之长短显然比疆域之大
小更为重要。秦隋两朝，疆域很大，两世而终，又有什么好？是始皇、文帝所乐见
的吗？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平稳度日要比全球第一大邦更有吸引力。不然，陈胜干
吗要造反，隋末各地干吗要起义？当时的形势给宋太祖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要么象
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拼命扩大领土，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矣），
结果帝国也被烽烟所淹没；要么和其它五代帝王一样，维持现状，身后再被自己的
哥儿们篡了；要么大规模改革，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体制上、制度上的根本
变革。宋太祖选择的是后者。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宋代
政治的各项弊端，但是，拿现在的认识来议论古人的是非，如果只是以史为鉴，则
无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气，口出谤言，则有失公允。这就象学了牛顿力学之后，嘲
笑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