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人物

早起者并不一定收获最多，但成功者一定是方向对，善管理风险的人。
　　不管是寿国梁、曹军这样的无奈者，还是张树新、王峻涛这样的迷失者，其先发优势都已消失殆净。
　　从“先驱”到“先烈”的转变，折射出的是市场的易变性和持续成功的“无规律性”。这种“无规律性”既表现在你所需要坚持的东西上，也表现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
　　8848和王峻涛的“失败”，曾经令绝大部分的专业人士对B2B产生了动摇;张树新、张征宇也并不是不知道迅速扩张的风险;邓国顺当然更是不会想到，专利保护竟然没有能够使自己快速成长。
　　这些遗憾其实何止发生在这七个遗憾者的身上，绝大部分的行业跟随者甚至那些成功者，也多多少少存在着的问题。但对比少数成功者的成功原因，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些遗憾者真正遗憾的是，看到了机会，也抢先跑出去了，却没找对方向。
　　如果再去细究“没找对方向”的原因，那么基本上可以认为，与“智造中国”中的那10个代表人物相比，“遗憾人物”的最大缺陷就是资源利用和行业整合能力的欠缺，以及企业管理能力的平庸。
　　NO.1　张树新:不是我不明白Internet变化快
　　·第一个做Internet
　　·第一个从Internet中赚到了“大钱”
　　·是明星也是流星
　　如果要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的那些生意人去回忆，1996年是什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最深?那么答案肯定不是“联想在那一年拿下中国PC市场第一”这件事，而是号称中国互联网代名词的瀛海威公司，以及它的那句广告词——“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当时，42岁的柳传志已经带领联想的创业者辛辛苦苦走过了的12年，才开始进入辉煌期。可这一过程对于张树新来说，却只需要2年的时间。
　　没有人怀疑作为中国科技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学生会主席、当时已经33岁的张树新的能力。她在一年前(即1995年9月)将一台486电脑联上网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把她视为“中国互联网的传教士”。在当时网友的嘴里，“瀛海威=网络=Internet!”而在这些网友中间，还有丁磊、王峻涛、王志东的影子。
　　但在出现了1个月最高净收益900万元的可喜业绩之后，瀛海威这个曾经令中国无数网民无比振奋的名字，却早早地在1997年就出现了衰落:公开消息显示，在1996年至1997年间，张树新带领的瀛海威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接入站点投资，但因中国电信的介入及接入价格的走低，瀛海威公司出现了大幅的亏损。
　　转到第二年(即1998年)，干了3年的张树新正式辞职，离开了瀛海威。从此，张树新和这家曾是互联网代名词的公司一样，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NO.2 王峻涛:B2B没有选择痴情的我
　　·第一个站出来说B2B，做B2B
　　·当时很受VC的青睐
　　·竞争对手做成了世界NO.1
　　1997年，当33岁的杭州人马云从自己做的“中国黄页”网站上脱身出来，参与到原外经贸部做的网上商品交易市场中去时，比他年长2岁、号称“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的福州人王峻涛正在用他的后来很出名的网名“老榕”，发帖子呢，其中包括那个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出名的帖子——《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
　　两年过去，马云创立了名字带点外国神话色彩的阿里巴巴网，而王峻涛则使用了一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名字——珠穆朗玛(8848)，这又好记又吉利。后来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个名字的优势:很快，所有的人包括VC都记住了8848这个中国B2B的标杆;但吉利的名字没有让8848享受到幸运，就连已经大大出名的“老榕”王峻涛，也在经历了8848的股东与管理层之变后，辗转到MY8848，igo5，最后还是落在B2B网站6688上。
　　这些名字看起来还是脱不了B2B和8848的影子，但就像B2B被提及的数次越来越少一样，“老榕”王峻涛这个名字也越来越少有人提及;反之，曾经比他名气小得多的马云和阿里巴巴却在2003年像横空出世一样震惊了世界，因为马云称阿里巴巴已经做到了世界B2B网站的NO.1。到此时人们彻底对王峻涛和6688失去了兴趣。
　　NO.3 曹军:努力到了，只欠东风
　　·拥有WAPI标准下的部分核心 产品的技术
　　·我国最终采用了WI-Fi联盟的标准
　　尽管两家公司前途迷茫的原因都跟WAPI标准强制执行政策的失效有关，但是跟具有18年海外工作经历的寿国梁不同，曹军一直在国内做生意，而且本身并不是做技术出身。
　　但也许就是因为并非技术出身，曹军显然比寿国梁更善于从市场中去找机会。显然，曹军一开始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推进他所看重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无线局域网研究成果，也许是一个比较有利的途径。
　　事实也证明了曹军卓越的政府公关能力:从2000年底开始成立西电捷通公司，到2001年6月信息产业部下达WAPI标准起草任务，同年11月西电捷通发起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并完成标准草案，再到2003年5月WAPI正式颁布，2003年11月26日出台WAPI标准强制执行政策，这中间每一步都不超过半年的时间。
　　经过这一系列的推进，此时的西电捷通已经开发出基于WAPI标准下的关键设备——WLAN网卡、无线接入点等成型产品。可惜的是，这一怎么看都是利好的生意，当然也包括曹军的西电捷通公司，最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还是没有发展起来。
NO.4 寿国梁:没有，不是自己的错
　　·拥有WAPI核心芯片组技术
　　·我国最终采用了Wi-Fi联盟的标准
　　如果没有2004年初的那场“中外WAPI标准之争”的风波，也许到现在为止还都没几个IT从业者听说过寿国梁和六合万通的名字。
　　跟其他回国创业者——如中星微邓中翰类似，在日本一呆就是18年的绍兴人寿国梁在日本已经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1999年底回到国内时，他同样也选择了在有中国IT硅谷之称的中关村创业。而且，比邓大6岁的寿国梁也选择了自己已经在国外开展过的业务——芯片设计。然而，与邓中翰稍有不同的是，寿国梁设计的“万通芯”的竞争对手是INTEL，而邓的“星光”芯则不是。这一点在当初可能并没有引起寿国梁足够的重视。
　　在2004年4月22日之前，包括寿国梁在内的所有国内业界人士都愿意相信，2004年6月1日是英特尔用于WI-Fi设备的迅驰移动芯片在中国市场的死期，因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在2003年11月26日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准备在这天强制执行与INTEL的WI-Fi联盟标准不同的中国标准——WAPI。而六合万通的“万通1号”是WAPI标准下的核心芯片组。如果这个“事实”成真，没有人会怀疑“万通1号”和六合万通的前景。
　　但后来的事实是，以全球芯片巨头INTEL为代表的WI-Fi联盟在这场并不太长的标准之争中最终获胜。
　　NO.5 邓国顺:拿了专利丢了市场
　　·开发出世界第一款U盘
　　·曾占据一半的中国U盘市场
　　·很快被竞争对手超越
　　1993年，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江苏人在中关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华旗资讯;同年，一个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在联想干了一段时间的湖南人，于当年去新加坡进了Philips公司工作。这两个在当时看来前途各异、毫不相干的人，却在后来成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对手。后者虽然占有天时之优势，却最终没有战胜前者。这两个人，前者就是排在本刊“智造中国十大人物”中的冯军，后者就是拥有最多闪存(也称U盘)专利的深圳朗科公司总裁邓国顺。
　　1999年，32岁的邓国顺从新加坡回国后，和成晓华研发出了替代传统软盘的革命性产品——世界第一款闪存盘。而小邓国顺两岁的冯军正续“小太阳键盘”他做了6年的这个电脑外设生意。与邓国顺不同，尽管冯军已经在事业上有了积累，也有了自己的品牌“爱国者”。但就革命性的技术来说，冯军一个也没有;而邓国顺不但有，并且仅U盘申请的专利就已经超过150件。
　　专利的优势也阶段性地体现到了朗科的业绩上。据朗科提供的数据，2003年该公司占据了国内U盘市场50%，销量达150多万个。但到了2004年，据CCID的数据，华旗的U盘市场份额达31.2%，朗科只占18.1%。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发生在2004年中的热闹一时的朗科诉华旗、索尼等多家公司侵犯专利权案。
　　尽管朗科在今年4月初停产1.1标准U盘全面升级到2.0标准的做法，目的仍是希望通过专利权保护来获得市场的认可，但这时的U盘市场早已不是3年前的样子，朗科的声音也显得越来越弱。
NO.6 张征宇:我没有转过弯来
　　·“商务通”成了PDA代名词
　　·做两年就做到10亿元年营业额
　　·智能手机领域的弱者
　　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这句广告词成就了一家公司——恒基伟业，和一个40岁才创业的博士——杭州人张征宇。即使用“一夜暴福”来形容张征宇也不为过:刚成立两年的公司2000年的现金收入就达10个亿。即使现在的中国网络公司都没有这样的业绩。
　　但这家公司跟这句广告词的命运有惊人的相似处:作为PDA代名词的“商务通”，跟呼机一样似乎又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而手机却越来越热门，甚至中国货一度抢过了洋手机的风头。当张征宇看中智能手机的机会时，小他3岁的多普达公司总裁杨兴平还在美国做研究呢。
　　遗憾的是，在2000年“商务通”达到巅峰之后，价格战和消费者兴趣的转移，使“商务通”很快成为一种过季商品。但张征宇显然不甘于PDA的没落:他毅然决然地在广西北海兴建恒基伟业工业园，并计划5年内投资18亿。但销售额的直线下滑已经让张征宇无力四顾，对智能手机这一新业务的投入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而从2002年开始做智能手机的杨兴平，在经历了3年的艰苦开拓之后，终于让多普达在智能手机领域站稳了脚跟。眼下，既没人怀念PDA和“商务通”，也没有人知道恒基伟业的智能手机。
　　NO.7 边晓春:聪明反被聪明误
　　·创立中国第一个游戏公司前导软件有限公司
　　·第一个接受风险投资的游戏公司
　　·创造中国游戏的多个第一，包括第一个倒下
　　当今天人们在谈论年轻的陈天桥及其天文数字一样的财富时，没有多少人能想起边晓春和中国第一个游戏公司——前导。
　　1996年，尽管国内第一部策略游戏《官渡》的销量不尽如人意，但却从海外收回了7万美元的版税。同年底，前导引进《命令与征服》并创下一周内出货1万套且全部结款的记录。1997年，《赤壁》与联想电脑捆绑销售，率先突破了国产游戏软件销量10万套的大关。
　　但过度发展不但没有创造神话，反而要了前导软件公司的命。《赤壁》投入97万元，《水浒》投入145万元，《齐天大圣》成本则升至170万元。成本如此迅猛增长使得游戏开发风险加大，1998年下半年公司就已经负债1000万元。
　　此外，前导软件曾被视为成功吸引风险投资的典范。1998年初，边晓春在谈到他对风险投资的理解时打了个比方:“如果你手里有50元钱，通常的做法是投入市场，得到10元利润，再用60元继续经营。我的做法是，只拿出30元投入一个主要市场，而将另外两个10元分别开始两个新项目，然后把这3个项目捆在一起去寻找投资者，用得到的200元投资去发展这3个项目。”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前导公司就宣布退出游戏市场。一年后，边晓春对自己的“50元理论”作了反思:“我确实错了，因为这种理念并未使前导公司摆脱危机。那么到底错在哪里呢?我目前的认识是:如果你把那30元都赔光了，也就不会有人给你的三个项目投资了，尽管这三个项目在未来确实可能是好项目。也就是说，作为风险投资企业，虽然必须也只能从资本市场得到快速发展的动力;然而，只有产品市场，才是企业的立身之本。”